把几个欧洲博物馆失窃案相互串联，配上极具诱导性的提问和“推理”，8月16日，带着“顶级男性精英杂志”光环的GQ，用其最擅长的戏剧化处理方式，将矛头对准了海外中国文物，想以此来妖魔化中国…… 　　在这篇题为“中国文物大洗劫”的文章里，作者ALEX W。 PALMER极力渲染保利集团以及其他致力于收回海外流失文物的社会精英“与共产党的合作”，暗示中国政府就是这些“盗窃案订单”的买主…… 截图来自GQ报道原文 　　不过，针对GQ充满恶意揣测的文章，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保利文化）总经理蒋迎春在接受《环球时报》独家采访时表示，该文将失窃案和中国收回海外流失文物的努力相联系“简直是无稽之谈”，保利文化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谁在下订单？” 　　GQ的文章以2010年8月发生在瑞典卓宁霍姆宫（Drottningholm Palace）中国馆的失窃案开头，称窃贼以一场大火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用不到6分钟的时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月后，窃贼从挪威卑尔根KODE博物馆的玻璃天花板侵入，盗走了56件中国藏品。在2013年，KODE博物馆再遭洗劫，窃贼“盗走了第一次入侵期间遗漏的22件文物”。 　　位于巴黎南部的前王室休憩地枫丹白露宫在2015年的失窃案同样被GQ的文章作为例子，文章说，窃贼的目标很明确：中国馆。在七分钟之内，22件最宝贵的藏品被盗走。 截图来自GQ报道原文 　　不过，《环球时报》记者搜索当年的新闻报道发现，枫丹白露宫失窃的并非只有中国艺术品，还包括一些泰国艺术品，例如1861年暹罗国王送给拿破仑三世的王冠复制品。 　　但这一细节，却被文章有意无意地略去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谁在下订单？”在繁复的“例子”铺垫后，GQ的文章终于抛出了这个极具诱导性的问题。文章称，在每个案例中，劫匪都把精力集中在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上，特别是那些曾被外国军队掠夺的物品。这些艺术品被公众所熟知并被很好的归档，这使得它们很难被销售或展示。同时，文中还引用当年斯德哥尔摩警察对媒体说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精密谋划过的”作为佐证，称“怀疑盗窃行为是按照国外指示进行的。” 　　至此，文章的用意开始浮现，并与开头赤裸裸的引言相呼应。这段引言是这样说的：“奇怪的是，它为何不断发生？中国艺术最伟大的作品如何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肆无忌惮地被盗？这是一个阴谋吗？这是对多年前宝物被掠夺的复仇？史上最大胆的艺术犯罪浪潮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截图来自GQ报道原文 　　接下来，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保利集团，称这家央企开展了一项寻找海外流失文物的计划。众所周知，保利集团因其从2000年开始的一系列海外文物回归行动引发各界瞩目，其中以抢拍四件圆明园兽首最为著名。GQ的文章中，保利集团被频繁提及，作者努力渲染保利集团的“军事情报”、“军火销售”背景，称其“几十年来一直跟共产党合作。” 　　保利文化：保留追究GQ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保利文化总经理蒋迎春回应：“这篇文章暗示文物被盗跟中国有关，纯粹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这种猜测根本站不住脚。” 　　蒋迎春表示，保利文化将保留追究GQ网站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样一篇充满偏见的报道是如何出炉的？蒋迎春表示，对方的采访时间是在2017年11月，是通过保利北美公司来协调的。“他们通过什么理由申请的采访，现在印象已经不深了，大概是想探讨圆明园兽首和海外文物回归的情况。当然现在谈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保利集团一位工作人员说，当时保利方面很热情地带这篇文章的作者Alex W。 Palmer参观保利艺术博物馆，但没想到对方却写出充满恶意的文章，很让人气愤。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失窃由来已有，西方文物失窃的情况比中国文物失窃更多。”蒋迎春认为，不能仅因中国文物失窃就认为这是“有人在下订单”。蒋迎春说，中国文物很早之前也曾被盗过，但是数量不多，现在数量多了，主要原因是来自东方的需求增大，导致中国艺术品的价格高了。“中国艺术品的回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购买力的激增。中国以前没有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主要是欧美人在收藏，现在则更多是中国人来收藏。” 　　“当然，并非所有找到回国之路的艺术品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破壁抢走，或被激进的官僚们争吵夺回。这个国家的新精英也在帮助他们。”GQ的文章倒也对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这一变化也多有着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国家丢失和被掠夺的文物。艺术是资产阶级颓废的象征，适合于破坏而不是保护。然而，到了21世纪初，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自信，这个国家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命运成了事关国家荣誉的焦点所在。” 　　“突然间，一群新的富豪们 - 这个国家不断壮大的亿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 - 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购买文物。对于这些富豪收藏家来说，购买中国艺术品不仅可以炫耀其不可思议的财富，还可以彰显崇高的爱国主义。” 　　对这段带有浓浓“酸意”的文字，蒋迎春的回应很简洁：“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更热衷于艺术品的收藏肯定是个趋势，而且爱国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应该提倡和推崇的，这一点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 　　不过，GQ文章的主要部分还是要“证明”失窃案跟中国的关系。接下来，这家杂志用闪烁其词的文字提到了这样一则细节：KODE博物馆失窃后，挪威方面得知其中一些被盗文物“在上海机场展出”，“卑尔根警方缺乏跟进的权力，挪威官员担心会破坏与中国的微妙关系，却什么也没做。” 　　对此，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在27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GQ文章描述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就算文物在国外失窃后流到中国境内，那么在侦查期间是完全可以申请调回的，或者通过国际刑警进行协调，但对方却没有这样做。还有一种可能是，很多中国文物都是成对的，甚至一套好几件一模一样的，不能随意认定在中国展出的就是失窃文物。” 　　“Alex W。 Palmer的文章让我感到震惊！”Kevin Whong是某《财富》美国500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也是一名中国私人艺术品收藏家。在他看来，GQ的文章在使用“催眠术”：“由于这些被盗艺术品的敏感性，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接收任何非合法来源的艺术品，因为将被盗文物带回国是不光彩的。 　　这只是个简单的‘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问题，我或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相信GQ的这种催眠和暗示。” 　　Kevin Whong认为，GQ应该质疑那些调查这些抢劫案的当地执法部门，他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或对任何案件作出结论？这些事件的任何正式结论或索赔都应来自地方当局。“如果GQ有任何线索，他们应该向当局提供情报，而不是在没有任何逻辑支撑的情况下做出难以成立的含蓄指控。” 国际艺术品界严防中国收藏家？ 　　刘阳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圆明园流散文物，有媒体甚至这样评价他：“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有哪些？究竟散落在哪里？除了刘阳，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去认真调查这件事。” 　　GQ的文章提到刘阳，是为了论证一个观点：国际博物馆和收藏界都在严防中国学者，作者甚至用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词“臭名昭著”（notoriety）来形容这位青年学者：“2009年，北京宣布向美国和欧洲的各个机构派遣‘寻宝队’……一个八人团队抵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当小组四处探讨并询问展出的艺术品时，其中一位参与者——一名叫刘洋的研究员因他热衷于对中国丢失的宝藏进行编目而臭名昭著，他穿过博物馆的长廊，寻找可能认出的物品。这次访问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但战术的转变显而易见：中国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坐下来，而是希望艺术品的回归，狩猎开始了。很快，整个欧洲，盗窃案开始了。” 　　“我记得美国媒体从机场就开始跟踪我们。”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刘阳再次回忆起那次美国之行，他感到很无奈：“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学术考察，我是想为圆明园文物的研究补充资料，却被媒体写成了‘官方派来的侦查员’。” 　　更让刘阳难以接受的是，文中重提了法国枫丹白露宫失窃案跟自己当时刚刚发表的文章的关系，在事件发生的30分钟后，枫丹白露宫工作人员就用不流利的中文打电话给他：“这些艺术品在你的书出版后就被盗了，而你的书是圆明园文物的第一本目录。你注意到其中的联系了吗？” 　　“我当时以为是工作人员的语法有问题，现在看起来不是，我躺着中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华莱士博物馆，GQ的文章称在刘阳到访后，该馆就不再展出他曾询问的物品，“那是一对清代乾隆‘金瓯永固杯’，当时博物馆不展出是因为要重新布展，现在你去他们的官网看，杯子又重新展出了。”刘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GQ的文章这样评价西方收藏界对中国的态度：“有些人坚持自己的立场，争论他们收购的合法性，或向中国人宣传在国外分享其文化的价值。其他人则悄悄地将一箱箱艺术品运回中国，希望避免与小偷或中国政府发生麻烦。” 　　事实真是如此吗？ 　　“这么多年，我们跟很多西方博物馆有过合作，比如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等，也有一些大学博物馆邀请我们协助他们做研究、做文物修复，这些都很正常，没有一个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回流有抵制或警惕，从来没有过。”蒋迎春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描述海外博物馆对中国同行的态度。 　　“国际收藏家的态度更特殊一点，这些人都是真心喜欢中国艺术品的。不过他们并非对中国人有偏见，而是对中国收藏家资金迅速充裕，常花大价钱让西方收藏家难以竞争的现实有点沮丧。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他们绝不认为中国人会去抢、偷。” 面对海外流失文物，怎样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8日，国家文物局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向记者列举了中国文物流出国门的几次高峰：“流失文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西方列强从我国劫掠的文物，以及斯坦因等人以‘文化考察’等名义在我国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盗窃盗掘的文物。二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我国盗窃、盗掘和掠夺的文物。三是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被盗窃、盗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文物局方面介绍，中国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近代以来，由于战争、殖民掠夺和盗窃盗掘等原因而导致大批文物外流的国家不在少数，尤其集中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 　　那么，中国人对海外流失文物的感情是否如文章所暗示的，只是为了迎合爱国主义？27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顾问赵榆给《环球时报》记者讲起身边的故事：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退回两个兽首给中国，见证了中国文物艺术拍卖的二十多年历程的赵榆被邀去电视台做节目，他的外孙女和女儿则在家看节目。回到家，赵榆才得知，当外孙女听节目里说鸡首、羊首等几个兽首还没有下落时号啕大哭，因为外孙女属鸡，她的妈妈属羊。 　　“这是最朴素的民族感情，七岁的孩子都懂，我们这些学者能不痛心吗？”赵榆回忆，自己在2000年左右到法国的图书馆去查《圆明园四十景图》，还要申请、付钱，“自己的东西被人家抢走，要去看一看还得花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赵榆的伤心也源自于他深知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困难。国家文物局向《环球时报》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防止和禁止文化财产非法贩运及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年公约）是目前国际流失文物追索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组织还出台了部分相关国际道德准则等。 　　“但是，由于国际公约在约束力、溯及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在文物追索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法律障碍。我国文物流失时间跨度长，流失背景多样，少部分近年来非法流失文物可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进行追索，而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流失的文物，则较难直接适用公约开展追索。” 　　国家文物局表示，目前，流失文物回归的主要方式包括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外交谈判、友好协商以及购买捐赠等。而对于近年来被盗窃、盗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主要依据国际公约和相关国家国内法，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或外交谈判的方式开展；对于历史上流失境外的文物，在坚持文物所有权的同时，依靠国际道德规范，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友好协商等方式开展。“客观上讲，由于流失文物追索涉及政治、法律、历史、文化与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工作的开展基于尚不完善的国际秩序规则和不同国家间的共识和合作，解决纠纷过程因而较为复杂。” 　　不过，即使文物回归困难重重，我国的努力也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成功追索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例如2008年，通过民事诉讼从丹麦追索156件出土文物；2011年和2015年，通过执法合作促成美国政府分两批返还36件走私文物；2013年，通过友好协商促成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的捐赠回归；2015年，通过外交谈判促成法国政府返还32件被盗文物等。 　　对海外流失文物所引发的争论和研究，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刘阳认为，学术界一定要系统地研究每一件文物流出国外的来龙去脉，进行更多的考证。 　　“现在国内很多人一提到中国的文物出现在欧洲，就认为一定是被抢走的，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总在宣扬中国强大了，要来抢回文物了！这都是不严谨的。” 　　同时，他说中西方艺术品界一定要做到尽可能多的沟通交流，交换信息，而不是一见面就有一种“你欠我、我欠你”的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