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原标题：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类型考略 　　中国古代黄金货币大致起源于战国时期，以楚国“郢称”等戳印文字的金版为典型代表。此外，在同时或稍后，圆饼形状的金饼货币也大量出现，在出土的窖藏黄金货币中，这类金饼往往与楚金版同出。饼形是金属浇铸中常见的坯锭形制，是金属铸造的最原始形态之一，战国秦汉金饼货币这种形制的原始性，表明了其早期黄金货币的性质。历经大统一的秦朝，金饼货币在西汉时期大放异彩，成为当时主流的黄金货币形制。从存世情况看，金饼也是秦汉时期最主要的出土黄金货币类型。 　　由于战国秦汉黄金货币主要以窖藏出土为主，缺乏明确的年代信息，使学界探索战国秦汉金饼的分型分式和分期增加了困难；再加上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之前，学界往往把战国时期的中空椭圆形和中空圆形金饼，误认为汉武帝马蹄金和麟趾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淆乱了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的研究。安志敏、黄盛璋、张先得等诸先生均发表论文，探讨战国秦汉黄金货币，他们的相关文章成为该领域代表性的论述，只是囿于时代局限，以上诸先生文论尚未能够确切辨析战国秦汉不同时期金饼的特征。 　　近年来，海昏侯墓出土了汉武帝时期的马蹄金与麟趾金，即完全模仿“马蹄”和“麟趾”并镶嵌掐丝金带和玉片（或琉璃片）的黄金货币。这次重大发现与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出土5枚同样的马蹄金和麟趾金互相印证，明确了真正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形制特征，为推进战国秦汉金饼的类型研究创造了条件。 　　一　战国金饼 　　战国时期的金饼货币，根据其形制的差异，大致可分为A、B两型。 　　A型：实心金饼。圆形饼状是金属铸锭的原始形态，按照有无专门设置铸造型腔，可分为无型腔平板铸造和浅坑状型腔铸造两种工艺类型，由此可分为Aa、Ab两个亚型。采用无型腔平板铸造工艺的金饼为Aa型，简称“平板金饼”；采用浅坑状型腔铸造工艺的金饼为Ab型，根据凹面凸底的铸造形态可称为“凹面金饼”。 　　Aa型：平板金饼。无型腔平板铸造是非常原始的黄金浇铸工艺，该工艺是将熔化的金水直接浇注在陶质、石质等的平面上，靠金水自然流淌和表面张力凝固成接近圆形的坯饼。由于没有专门的型腔约束黄金熔液的形状，平板金饼往往是不规则的圆形。平板金饼的表面通常密布戳印，且经常被切割使用。 　　Aa型平板金饼，主要的出土发现有：1972年，在咸阳市窑店公社西毛大队路家坡村发现了楚国金币8枚，均戳印“陈称”铭文，其中3枚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金饼，分别重250克、250克、249克（图一）。1978年，河南省襄城县王洛公社北宋庄村窖藏黄金货币中出土了半块“羕陵”戳印金饼（图二）。这两次出土的金饼都是接近圆形的坯饼形态，属楚国黄金货币。该类金饼都与类方形（或称龟甲形）、长方形楚国金版货币同出，应视为最早期金饼货币。 图一　咸阳窑店乡西毛五队路家坡出土平板金饼 图二　河南襄城县北宋庄村出土“ 羕陵”戳记平板金饼 　　Aa型平板金饼的特征，其正面与底部均较平顺（同坑出土的类方形、龟甲形金饼底面多为弧面版状），正面没有明显的金属凝固补缩落差和龟裂纹，底部没有明显的波纹、瘤状凸点或凹坑；外形不标准，仅是接近圆形。 　　Ab型：凹面金饼。凹面金饼铸造工艺是将熔化的黄金熔液浇注在浅坑状型腔内，铸造成底部凸起，面部由于黄金熔液凝固补缩而凹陷的金饼。 　　战国凹面金饼主要以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穆店公社南窑庄出土的金饼为代表。该窖藏黄金货币中有实心凹面金饼10块，圆饼状（图三），大小重量不一，直径4.7—6.4厘米，重量248-379克。9块完整（图四），仅有1块缺一侧。其中4块正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文字“斤八两”“一斤二两九朱”“一斤八两四朱”、“一斤八两四”等。1978年河南省襄城县王洛公社北宋庄村出土的黄金货币窖藏中，有金饼7块。完整的1块，编号9（图五），呈圆形，正面凹陷，底面突起，正面刻“||||”字，重251克。其他均残缺。这两批凹面金饼都与楚国“郢称”金版同出，且都数量较大，应为同时代文物。具体说来，由于盱眙县南窑庄黄金窖藏同出的“郢称”金版有两块长方形的，戳印更多，文字更规整方正，属楚国金版的后期类型，战国凹面金饼大致出现在楚金版使用的中晚期。 图三　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凹面金饼 图四　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凹面金饼 图五　河南省襄城县出土凹面金饼 　　Ab型凹面金饼特征为：凸出的底面，整体如隆起的鼓包，鼓包上分布着断续的波浪纹、瘤状凸点和大小不等的凹坑，没有后来西汉标准金饼底部大面积的空洞。金版正面往往刻画有标识重量的文字。重量和直径个体差异较大，标准化程度不如后来的西汉标准金饼。 　　B型：中空金饼。该型中空金饼，长期被误认为汉武帝时期“马蹄金”和“麟趾金”。其实，这类中空金饼通常与各类楚金版同时伴出，一般不出现于汉代墓葬和窖藏中，是确切的战国时代黄金货币。中空金饼在中国境内发现数量较多，北到辽宁、北京，西到陕西，南到楚国统治后期版图及临界地区的河南、江苏等地。从出土情况看，中空金饼在战国时期多国是普遍流通的，中空金饼流通的下限可能到了秦朝。 　　根据B型中空金饼形制上的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即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Bb型中空圆形金饼。根据考古资料，这两个亚型中空金饼一般同时伴出。从新中国成立后几次重要的战国黄金货币出土发现来看，该特点更为明显。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穆店公社南窑庄出土黄金货币一批，其中包括“郢称”金版11枚，实心金饼10枚，中空金饼15枚。中空金饼分为两个亚型：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8块，共重2973.2克（平均枚重372克）。形状为背面中空，底面作椭圆形，如马蹄状（图六），单枚重量自295.8克至462.2克。Bb型中空圆形金饼7块，共重1841.4克（平均枚重263克）。背面中空，底面为圆形或不规则圆形（图七），单枚重量自240.5克至288.6克不等。 图六  江苏盱眙县出土椭圆形中空金饼 图七 江苏盱眙县出土圆形中空金饼 　　1978年，河南省襄城县王洛公社北宋庄村出土一处黄金货币窖藏，其中有各类楚金版26枚，“马蹄金”（图八）14枚，金饼7枚。该14枚“马蹄金”即中空金饼，重量在245.8-306克之间，单枚接近一斤的重量。编号1（直径5.2厘米、高3.2厘米，重258克），圆形（图九），底面稍内凹，周壁向上收缩，内空，前侧斜度大，后侧斜度小，但向内稍凹；编号4（直径5.8厘米、高3.5厘米，重280克），圆形，与编号1同类；编号2（纵5.2厘米、横6厘米、高4.6厘米，重292克），椭圆形，底面稍内凹，周璧向上收缩成斜面，口小内空，后侧凹槽，外壁有铸造形成的水波纹；剩下的11块也均为椭圆形，底面稍内凹，周壁近直，内空，不规则，大口，与底相等，后侧内凹，左边有一窝。从中可知，该窖藏出土了12枚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2枚Bb型中空圆形金饼。 图八  河南襄城县出土椭圆形中空金饼 图九 河南襄城县出土圆形中空金饼 　　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公社古北大队发现金银窖藏，其中有中空金饼11枚，底面内凹，周壁向上收缩，上口稍小，内空。1号一块，完整，大而薄，底长6.5厘米，宽5厘米，呈椭圆形；2号一块，完整，底圆形，直径5.2厘米。该文中的11枚中空金饼包括了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Bb型中空圆形金饼，可惜作者未进行更细致的披露，两种中空金饼各自数量不详。 　　战国中空金饼的椭圆面或圆形面是正面，开口是底部。战国中空金饼的正面和战国实心金饼的正面基本一致，凿刻文字也都在正面。椭圆形和圆形中空金饼中存在着平面中心凿刻“上”字阴文的情况，而且“上”字有同样凿刻的圆圈套住，这种现象在中空金饼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中空金饼正面凿刻“上”字，除了战国秦汉时代以黄金为上币和标示检验合格，如同西汉主流实心金饼普遍捶打“V”形戳印等原因外，还可能是标示放置方向，平面向上，空腔向下，这与人们放置盛器空腔向上的习惯不同。 　　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Bb型中空圆形金饼，是同种工艺铸造、形制相似、同时流通的姊妹货币。两者的共同特征可归纳为：立体，中空，正面呈椭圆形或圆形，底部敞口偏斜，内腔广大，主腔外还有一个小的弧形浅腔，空腔内外侧都有金属熔液自然流动的纹路，与汉武帝马蹄金、麟趾金内侧僵硬的范铸痕迹完全不同。二者在类型学上的区别是：Ba型中空金饼的正面是椭圆形，底部敞口宽大，也是宽扁的椭圆形；Bb型中空金饼的正面是圆形，底部敞口较小，也为不规则椭圆形或圆形。 　　中空金饼的形制较为奇特，铸造工艺值得探究。黄金是贵金属，在重量已知的条件下，成色就成为衡量其价值最主要的因素，黄金货币在铸锭时要尽量显示黄金的高成色，立体、薄壁和金水自然流淌凝固出波纹就成为一种铸造外观的选择。“这两种黄金货币之所以做成立体中空的形状，应该是在铸造过程中通过熔化的黄金液体自然流动成型，来彰显黄金货币的高成色和没有劣质金属夹杂。” 　　战国金饼，无论是A型还是B型，除了完整个体流通外，皆存在大量剪凿使用的痕迹。以1974年扶沟窖藏为例，窖藏出土剪凿金饼100余块，从外形看，许多呈四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一金饼的外形。其中，13号一块只存四分之一，重64.6克，推断原金饼重258.4克左右；四分之一大小的金饼9块，每块残重61.4—67克不等，平均重63.66克，由此推断完整金饼重254.64克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扇形金饼碎块，重约14—16克。这种重14—16克的扇形金块切割得相对规整，重量接近当时的一“两”，应是当时的一“两”衡重单位的黄金货币。战国各类型金饼存在大量的切割使用的情况，再加上每一枚相对完整的黄金货币个体重量差异也较大，说明该时期的黄金货币的本质还是称量货币，还没有实现黄金货币的标准化。 　　需要指出的是，战国金饼的主要出土地都在楚国的版图内，这也和古代文献有关黄金产地记录吻合。《韩非子·内储说上》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楚国荆南地区河流盛产沙金，民众偷采黄金现象猖獗，即使处以分裂肢体的酷刑也难以禁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楚国出产沙金的盛况。从世界视角看，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吕底亚王国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黄金货币，其原料也来自吕底亚王国河流中出产的沙金。因而，东西方最早的黄金货币原料多来自相对易得的河流沙金。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是较为频繁的，黄金也普遍成为各诸侯国的流通货币形式。战国中空金饼“在中国大江南北都有出土，北到辽宁、北京，西到陕西，南到楚国统治后期版图及临界地区的河南、江苏等地。”黄金在先秦国家甚至成为罚款的标准。西汉初年的吕后《二年律令·奏谳书》中，论及先秦法律涉及到“罚金”：“异时鲁法：盗一钱到廿，罚金一两；过廿到百，罚金二两；过百到二百，为白徒；过二百到千，完为倡。”并有柳下季与鲁国国君就此的问答。柳下季是春秋时人，该鲁国律条不会那么早，应是鲁国后期律法假托先前名人所作，但其中传达出了当时鲁国法律以黄金作为罚款标准的事实，是黄金作为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体现。 　　二　秦朝金饼 　　秦朝仅存在了15年，史书中鲜少秦朝黄金货币的记载，考古发掘的秦朝墓葬中也没有金饼出土，使得研究秦朝金饼的工作步履维艰。所幸，有几次据推测为秦朝遗物的征集调查被披露，为秦朝金饼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曙光。由于秦国晚期已经处于统一六国的进程中，是秦朝的前夜，制度文化十分接近，故本文将秦朝金饼的探索也引申到稍前的秦国晚期。 　　陕西省博物馆对征集自兴平县念流寨和出土于临潼县武家屯的古代金饼进行了考察。1929年，兴平县念流寨里村农民段志亮在该村西门外土壕掘土时，发现7枚金饼，被一堆泥土包裹着。其中6枚当时已向银行兑换，仅保留一枚（重261克）（图一〇）于1963年7月由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金饼出土地念流寨村，是秦废丘古城遗址的所在地，金饼出土的地层是战国晚期至秦代。从考古报告披露的信息看，此枚念流寨金饼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特征基本一致。 　　图一〇　陕西兴平县念流寨里村出土凹面金饼 　　1963年，临潼县武家屯管庄东村农民李海峰、韩忠敏在管庄东村东南100米左右的地方掘土时，在1米深处发现一个铜釜，内装金饼8枚。铜釜口用残瓦片堵塞。铜釜和堵塞釜口的残瓦片，据研究判断，认为是战国晚期的秦国器物。该批金饼有4枚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拨，剩下的4枚数据如下：其一，直径60毫米，厚7毫米，重249克。其二，直径60毫米，厚9毫米，重250克。其三，直径58毫米，厚9毫米，重249克，中心切割一处，未断开。其四，直径58毫米，厚7毫米，重248克。从公布的照片看，均被捶打錾凿，表面原始铸造形态被破坏，很难进行准确的类型学判断。 　　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在兴平县树寨公社寨里大队收购一枚金饼，直径50毫米，厚21毫米，重256克，正面边缘刻一“王”字（图一一）；此外，1979年，西安市阿房宫高低堡子出土1枚金饼，张志孝上交，直径50毫米，厚19毫米，重251克（图一二）。这两枚是征集品，据调查信息看，均出自秦国旧地，形制为凸底凹面，隆起的底部有不连续的波纹、不规则的瘤状突起和凹坑，与Ab型凹面金饼特征相符。第二枚出土地阿房宫更是秦朝的标志性建筑，这两枚金饼应属秦朝或秦国晚期遗物。陕西省博物馆还披露，1971年咸阳窑店毛王沟大队朱才均上交1枚金饼，该枚直径54毫米，厚16毫米，重252克（图一三）。从其外观特征等信息综合看，也与Ab型凹面金饼特征相类似。 图一一　陕西兴平县寨里大队出土凹面金饼 图一二　西安阿房宫高低堡子出土凹面金饼 图一三　咸阳窑店毛王沟大队朱才均上交凹面金饼 　　从以上征集的金饼文物看，所谓的秦朝金饼特征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特征类似，秦朝金饼应是沿袭了战国Ab型凹面金饼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类型学上可归入战国Ab型凹面金饼范畴。从这些披露的秦朝金饼货币的重量看，分布在从枚重248克到261克的区间，虽已经比战国时期的金饼货币相对均匀，但仍不是十分标准化的黄金货币。秦时官府使用黄金来奖赏功劳，如湖北睡虎地出土的《法律答问》中有：“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即抓捕逃跑的完城旦刑徒，奖励黄金二两。这类以黄金赏功的律条在当时法律中并不鲜见，说明战国晚期的秦国和秦朝已经普遍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 　　三　西汉金饼 　　西汉和新莽王朝通常被一起称为广义上的“西汉”时期，史书记载当时黄金货币存世和流通量极大，是中国历史上黄金货币存世和流通最多的时期。西汉早期金饼出土资料较少，陕西省博物馆藏一枚原始形制的金饼，1972年长陵出土，直径58毫米，厚6毫米，重239克（图一四）。整体特征和战国Aa型平板金饼类似。该枚金饼出土于汉高祖刘邦和吕后的陵墓，可视为西汉初年金饼形制的代表。 图一四　咸阳长陵出土平板金饼 　　1979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金饼1块（图一五）。圆形，正面凹陷，背面隆起，正面竖刻“—××|||”符号，实重239克，直径5.5厘米。报告称，墓葬年代在西汉初年，属于南越王国时期。墓的下限也应在汉文帝前元元年至十六年之间（前179年-前164年）。该枚金饼从形制看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类似，应视为战国工艺的延续或战国、秦朝金饼的传世。 图一五　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墓出土凹面金饼 　　西汉早期之后，出现一种面部带自然龟裂纹，底部孔洞凹坑遍布，重量相对均匀的实心金饼，并成为当时主要流通的金饼类型。该类金饼与早期基本没有龟裂纹的A型实心金饼和B型中空金饼都明显不同，本文定为C型金饼。根据C型金饼的重量不同，分为两个亚型，即一斤重的Ca型和一两重的Cb型。 　　1961年，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金饼5枚，直径分别为5、5.5、6.3、6.3、6.4厘米，重量依次为5两、5两、4.3两、4.9两、4.9两，发掘报告中金饼重量单位太过粗疏，且没有一一对应的金饼照片或拓片。山西省钱币学会曾将这5枚金饼的彩图披露，有两枚带“V”型戳记（图一六），这两枚连同另一枚直径相似的，正面都密布龟裂纹，属于汉代主流形制的金饼，定为Ca型；另两枚直径5厘米（图一七）和5.5厘米（图一八）的金饼，正面基本没有龟裂纹，其特征与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金饼相同，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类似。鉴于太原东太堡墓葬同时出土42斤四铢半两钱，其墓葬下限应该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发行五铢钱之前，即汉武帝初年，该墓出土金饼大致是在汉武帝初年及稍前的文、景时期铸行的。太原东太堡金饼出土的意义在于证明了：“文景之治”时期及汉武帝初年，汉代主流形制的打印“V”型戳记的金饼就已经铸行；同坑出土的5枚金饼，分属两种类型的铸造工艺和形制，说明该时期是两种金饼流通的并行期和过渡期。这对研究西汉金饼的分期提供了有力的节点支撑。 图一六　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凹面金饼 图一七　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凹面金饼 图一八　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凹面金饼 　　Ca型，是面部带自然龟裂纹、底部孔洞凹坑遍布、重量相对均匀、重一斤的实心金饼。该型金饼系西汉主流形制的金饼货币，以谭家乡金饼和海昏侯墓金饼为典型代表。 　　1999年，西安市未央区谭家乡出土219枚金饼（图一九），形制基本统一，仅大小、厚薄和重量略有差异。外观为圆饼形，直径5.67-6.60厘米，平均直径6.30厘米。背面凸起，正面凹陷，垂直高度0.82-1.64厘米，平均高度1.19厘米。边轮卷唇，圆润，轮郭清晰。个体称量多在247克左右，全部金饼总重量为54116.1克，平均重量约247.11克。 图一九　西安未央区谭家乡出土凹面金饼 　　根据发掘整理报告，谭家乡金饼各部分的形制特征为：正面，“表面光洁，金黄，中心稍薄，向心范围内有不同程度凹陷；均有冰裂现象，冰裂或呈现为曲线纹路、纹样，或有刻铭和刻划文字、符号等。”底部，“表面粗糙，总体或局部隆起，周边呈现盘旋状或散乱状浇铸波纹、瘤状凸斑；普遍有空洞、坑洼现象”。边轮，“普遍为卷唇式样”。戳记，“较为普遍，总计占到182枚。戳记有近似‘V’（图二〇）、‘U’、‘T’、‘S’形等四种，前者占到戳记总数的97%以上”。 图二〇　西安未央区谭家乡出土的部分凹面金饼 　　概括一下，谭家乡金饼，属Ca型金饼，其类型学特征为：大小形制较为均匀，圆形相对标准，平均直径6.3厘米，平均厚度1.2厘米，平均重量247克；正面凹陷，普遍密布龟裂纹；边轮变成了相对均匀的唇边，底部唇边有一定宽度，较为平展，沿着外缘有不规则平行的水波纹，唇边之内的金饼底部则丘山隆起又沟壑纵横；金饼表面普遍打印戳记，尤其以打印“V”形戳印为标准性特点。该戳印是“检验黄金成色和重量的勾对符号”，更说明了Ca型金饼货币铸造流通的标准化达到了新高度。金饼正面密布的龟裂纹，其实是铸造过程中黄金熔液剧烈冷却形成的缩裂缺陷。这种缩裂现象一般出现在迅速吸热的金属模范中，根据对中国古代银锭货币铸造的研究，可以推测西汉主流金饼的铸造很可能采用了厚体的铁质模范。笔者同意考古报告对谭家乡金饼年代的论定：“应可定性为西汉遗物，其铸造年代的上限可早至文、景时期，埋藏下限可能迟到新莽末年前后。” 　　近年来，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举世瞩目，据已披露的信息，共计出土黄金货币478枚，其中有标准的汉武帝马蹄金48枚（大马蹄金17枚、小马蹄金31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枚，还有385枚金饼（图二一）。这385枚金饼的出土，刷新了谭家乡金饼出土的历史记录，是迄今为止一次出土金饼货币最多的考古发现。海昏侯墓黄金货币还没发表整理报告，全面确切的信息不详，但海昏侯墓文物展览展陈出了相当部分的出土金饼实物，这些实物均显示出金饼形制大小非常整齐划一，普遍打印有“V”形戳印（图二二），特征都与谭家乡金饼极为相似。海昏侯刘贺死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这批金饼的下限即在此时。部分金饼带有墨书题记（图二三），都有汉宣帝“元康”年号（前65—前62年）字样。据此推断，海昏侯墓金饼应该主要是“昭宣中兴”时期的黄金铸币，不排除有些早到汉武帝时期。海昏侯墓金饼应是西汉中后期金饼货币的典型代表。 图二一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饼 图二二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饼 图二三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饼 　　全国许多地区西汉墓葬也出土有金饼，基本都是Ca型金饼。2006年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考古发掘一座竖穴岩坑木椁墓，出土金饼19枚，表面有冰裂纹，刻划有“V”形标记。直径6厘米，厚0.5厘米。每件重250.5克。根据披露的信息，风篷岭金饼属Ca型，是西汉主流形制的金饼。考古报告认为此墓埋葬的是西汉中晚期某代长沙王王后。该墓同出西汉五铢钱163枚，其中有65枚为磨郭五铢，这一信息也把墓葬年代指向西汉晚期。 　　1971年广西合浦望牛岭发掘出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出土金饼两枚，圆形凹面，一刻“阮”字（图二四），在阮字上方细刻一“位”字，直径6.5厘米，重247克；一刻“大”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二字，直径6.3厘米，重249克。报告认为从墓葬的规模以及某些随葬品推测，这座墓应是西汉晚期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合浦地方豪强的墓葬。该墓也出土西汉五铢钱约200枚，较晚期的有汉宣帝五铢钱。这两枚金饼特征完全符合西汉主流金饼的形制，即Ca型金饼。这两枚合浦金饼，是主流西汉金饼在中国版图最南部出土的代表。 图二四　广西合浦县望牛岭出土“阮”字凹面金饼 　　1995、1996年，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出土完整金饼货币19枚，19枚金饼都发现于内棺墓主头下玉枕外侧，南北两排东西摆放。其中15枚面朝上，4枚面朝下。正面中心内凹，边缘突出上卷，光滑；背面隆起，浇铸痕迹清晰，高低不平。正面多刻划有文字或符号，并有钤印。文字、符号和金饼直径、重量都不尽相同。最小的直径62厘米，最大的67厘米，平均每枚直径64毫米；最轻的每枚178.5克，最重的246.9克，平均每枚重221克左右。根据考古报告信息，形制与Ca型基本一致，唯一与主流标准西汉金饼不同的是，其平均重量仅221克，和当时标准金饼的247克相差26克左右。双乳山金饼均重221克，可以视为度量衡制度在济北国的地方标准。考古工作者认为双乳山汉墓墓主是济北王刘宽，刘宽于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继位，死于武帝后元二年，与武帝几乎同时去世，在位11年。双乳山一号墓入葬时间当为武帝后元二年。联系该墓出土的21枚五铢钱，在类型学上都具有汉武帝五铢特征，也印证了考古发掘者的推断。 　　以上金饼均为“一斤”类型的，西汉也有“一两”类型的金饼，定为Cb型，以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墓出土金饼（图二五）为代表。Cb型一两重小金饼根据铸造加工特征，可分为两式，即Cb型Ⅰ式，自然铸造的小金饼；Cb型Ⅱ式，铸造后又捶扁的小金饼。 图二五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墓出土小金饼 　　Cb型Ⅰ式，平板浇铸小金饼。刘胜墓出土40枚，形制特征：呈不规则圆形，完全的铸造形态。正面中间缩裂凹陷，底部基本为平面，但表面粗糙，存在颗粒和孔洞。该40枚统计数据：直径1.7-2厘米，厚0.45-0.65厘米，重14.2-20.4克，共重719.4克，每枚平均重17.99克。 　　Cb型Ⅱ式，捶扁小金饼。窦绾墓出土29枚，形制特征：呈不规则圆形，表面是密布捶打痕迹，较Cb型Ⅰ式更宽大薄平。该29枚统计数据：直径2.6-3.1厘米，厚0.2-0.35厘米，重12.6-17.3克，共重438.15克，每枚平均重15.11克。Cb型Ⅱ式小金饼，应是Cb型Ⅰ式小金饼的捶扁减重型。 　　西汉一斤一般约等于250克，若以谭家乡219枚西汉标准一斤金饼的平均重量为247克为准，汉制16两为一斤，西汉一两约等于15.4克。Cb型Ⅰ式小金饼均重约18克，多出了2.6克；Cb型Ⅱ式小金饼均重约15.1克，则少了0.3克。整体而言，两式小金饼与西汉一两重量接近。据发掘报告称：“两座墓都营建于西汉中期，前后相差不出超过十年。……二号墓的营建时间可能稍晚于一号墓。”为什么两个相差不超过十年的墓里出土的金饼在制作工艺、形制和重量上差异这么大？这期间中山国地区黄金衡制发生了什么变化？尚需更深入的探索。 　　整体来看，西汉早期金饼基本承袭了战国后期和秦朝凹面金饼的形制和工艺。到“文景之治”和武帝前期，国家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稳定，黄金货币日趋标准化，出现了形制统一，重量在247克左右，普遍打印校验戳记的标准化特征明显的金饼货币。这种标准化的黄金货币成为当时的主流货币，以谭家乡出土金饼和海昏侯墓金饼为代表。 　　黄金在西汉时期发挥着充分的货币职能。《二年律令·钱律》规定：“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即指出黄金与铜钱都是流通货币。《二年律令·算数书》还谈到了黄金和铜钱的比值：“金贾（价），贾（价）两三百一十五钱，今有一朱（铢），问得钱几何。曰：得十三钱八分（钱）一。”说明了当时黄金和铜钱之间兑换结算的频繁。此外，西汉政府的罚款、赎金、债务等都普遍使用黄金支付。《二年律令·金布律》中规定：“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斩左趾、斩右趾之省称]、府（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迁），金八两。有罪当府（腐）者，移内官，内官府（腐）之。”其中，赎死刑，要缴纳黄金二斤八两，赎腐刑要缴纳黄金一斤四两，当时司马迁就是因为缴纳不出政府规定的黄金数量而遭受了腐刑。 　　西汉时期，黄金充分的货币职能与黄金货币形制的标准化是相辅相成的，这时期是中国古代黄金货币的繁荣期。 　　四 东汉金饼 　　东汉时期，在经历了西汉末年的战乱之后，社会经济残破，豪强田庄经济兴起，田庄经济多自给自足，对外交换需求减少，商品经济落后，黄金的货币角色减弱，主要作为财富被贮藏起来。当时文献很少有关黄金的记载，考古发掘的东汉墓葬中也极少出土金饼。 　　2001年，湖南常德汉寿县发现一座东汉砖室墓，公安部门从当地村民手中追缴回被拿走的金、银饼一批，共计金饼8枚，总重1628克（均重203.5克）；银饼46枚，总重9970克（均重216.7克）。“金、银饼发现时装在一个绳纹灰陶罐内，陶罐出土后被毁弃。……此次出土金饼的墓葬为砖室墓，而这一地区西汉时期流行土坑墓，所以，该墓应属东汉时期。从盛装金饼的陶罐来看，所饰绳纹似麻布纹，也是当地典型的东汉时期。” 　　常德出土该批金饼分镂空金饼和实心金饼两种。镂空金饼以前未见，定为D型。实心金饼，与以前实心金饼也不同，定为E型。 　　D型，镂空金饼。根据其图案纹饰等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即Da型和Db型。 　　Da型，龙虎钱纹镂空金饼（图二六）。该金饼整体仿制Ca型凹面金饼。正面凹陷如锅底，范铸出规整的网状龟裂纹；底部均匀隆起，铸造出镂空的西为白虎、东为青龙、中间钱纹的图案。考古报告称：“钱周围镂空雕有两条盘曲的龙”，是错误的。“该式金饼仅一枚，直径6.6、厚1.8厘米，重244克。” 图二六　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Da型镂空金饼 　　Db型，多孔镂空金饼（图二七）。该式金饼也是整体仿制Ca型凹面金饼，与龙虎纹镂空金饼分属不同的仿制类型。正面均匀凹陷，刻意铸造出整齐的龟裂纹；底部呈几何图形分布着13个圆孔和边缘的5个长方形孔。该型金饼有两枚，其中一枚“直径6.5、厚1.95厘米，重192克”。 图二七　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Db型镂空金饼 　　常德出土的镂空金饼透露出明显的仿制意味，仿制对象是西汉主流形制的Ca型金饼。该种东汉仿制金饼，铸造工艺完全不同于西汉主流金饼，感觉就是两个时空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到东汉时期，西汉金饼的铸造技术已经失传，东汉人凭借偶尔看到的西汉金饼实物和想象力，仿制了这类镂空金饼。常德镂空金饼工艺复杂，还铸造出丰富生动的龙虎钱纹，其意义已经脱离铸造流通货币的范畴，更像是在某种信仰影响下的艺术品制作。因此，常德东汉镂空金饼应不是用于流通的黄金货币，而是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黄金财富。 　　E型，实心金饼，常德出土5枚，形制粗糙，制作工艺原始，呈现坯饼状态。正面相对平整，边缘往中间有浅浅的凹陷；背面隆起，密布粗糙的颗粒和小坑。有一枚最规整的，凸起的底部经过捶打整形，不见颗粒和凹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枚（图二八），直径4.55-4.75厘米，重210克4]。 图二八　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实心金饼 　　常德出土的实心金饼，形态原始，铸造粗糙。这种东汉实心金饼的原始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国A型实心金饼，显得更随意，外形更不统一，更像是作为财富贮藏的贵金属坯锭。 　　五结语 　　根据对战国秦汉各时期出土金饼的形制、重量、铸造特征等的辨析，大致可以梳理出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的分型分期脉络，即在战国时期，以平板实心金饼为最早，平板实心金饼、凹面实心金饼和中空金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流通，并延续到秦朝，甚至西汉初年；大致在“文景之治”时期和汉武帝前期，西汉主流实心金饼开始出现，在汉武帝、“昭宣中兴”时期兴盛繁荣，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黄金货币类型，该势头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东汉王朝，商品经济不发达，黄金货币属性消退，黄金重新退回到贮藏财富阶段，西汉主流金饼铸造工艺失传，东汉金饼的形制具有财富的意味，不是为了流通的需要。 　　表一　战国秦汉金饼类型分 　　对战国秦汉数百年间金饼货币进行分型分期探讨，有利于廓清中国金饼货币发展历程的迷雾，有益于中国早期黄金货币发展史的研究；此外，对金饼货币的分型分期探讨，梳理出早期金饼货币分型分期规律，将为考古零散出土、博物馆收藏、民间遗存金饼货币的考证定年，提供科学依据和学术支持。 　　附记：本文资料得到了广西钱币博物馆潘信豪馆长、山西博物院李勇副院长、湖南省钱币学会唐武云老师、江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领队杨军老师、陕西省钱币学会张吉保老师等的大力帮助。 　　（杨君，作者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本文因篇幅原因省略摘要及注释）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