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开始，人们刻意地抬高某个艺术家或某个流派的市场价格以此牟利，就不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刻意抬升市场价格的行为，有时候是私人大藏家为谋一己之私利，有时候是一个阶层合谋争夺艺术圈的话语权，有时候是一个新兴国家在显示文化力量。 　　反对者认为刻意抬升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参与者则认为价格拉升是合法的交易，且不能批评其为“不道德的交易”，因为这个富人的游戏并没有影响公众的利益。所有在拍卖会夜场上为破纪录的高价诞生而鼓掌的人都深谙这个游戏的真相，对游戏圈外的人而言没有意义，对游戏圈内的人而言这是公开的秘密。 　　一、个人谋利 　　2006年秋天，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王史蒂夫·韦恩与纽约的金融大亨斯蒂文·科恩商议了一笔交易，赌王将以1.39亿美元的价格把毕加索的《梦》卖给金融大亨，如果交易成功，这将是当时的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最昂贵的一个“梦”。赌王在1997年花了4840万美元买下《梦》，十年后他打算以翻三倍的价格售出。 　　遗憾的是，赌王在投资上眼光独到，但他的眼睛却不好——赌王患有色素性视网膜炎，导致他的视觉日益狭窄，就在《梦》成交前夕，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他因为视线障碍，转身的时候手肘撞上了《梦》，画布破裂，1.39亿美元的交易“梦”也随之破碎。 　　虽然最终没有交易成功，但是根据《伦敦旗帜晚报》艺术版资深记者、英国艺术部长的艺术市场顾问戈弗雷·巴克的判断，赌王与金融大亨协商的1.39亿美元却是一个典型的抬升艺术品价格的交易。 　　《梦》创作于1932年，模特是毕加索着名的情人玛丽-泰雷兹·沃尔特，她当时是商店的店员，毕加索以她为模特在1929-1936年间创作了一系列的肖像画。《梦》的艺术水准难以与毕加索蓝色时期与玫瑰时期的作品并肩，也比不上当时最贵的《拿烟斗的男孩》(04年5月在苏富比1.041亿美元成交)，专家估算《梦》的合理价格在6000万-8000万美元之间，而不是令人咂舌的1.39亿美元。 　　在英国艺术部长的艺术市场顾问戈弗雷·巴克看来，这个价格只能说明一件事，买家与卖家通过抬高一个艺术家的最高市场价，来拉升这个艺术家的其它作品的价格。如果《梦》以创纪录的1.39亿美元成交，赌王与金融大亨收藏的其它毕加索作品的增值会超过一亿多美元，事实上，金融大亨相当于不花一分钱就能买下《梦》。 　　故事并没有结束，赌王韦恩随后花9万美元修复了他的《梦》，并且在2013年实现他的“梦”，以1.55亿美元把《梦》卖给了金融大亨科恩。 　　此种通过抬高艺术家的最高价格，来抬升艺术家其他作品售价的手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屡见不鲜。此种手法不仅能够拉升该艺术家的其他作品，还能拉升与艺术家同一时代、同一流派的其他艺术家的价格。 　　1987年，日本人以当时世界破纪录的3990万美元买下梵高的《向日葵》，不仅抬升了梵高的其它作品的价格，同时也让梵高同时代的十几位大师的售价竞相攀升，包括塞尚、毕加索、德加、雷诺阿、康定斯基、莫迪利亚尼等，一一创下破纪录的高价。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006年德·库宁的《女人三号》传闻以1.375亿美元(或1.425亿美元)私下成交，波洛克的一幅作品以1.4亿美元成交，这两个创艺术家个人纪录的高价，很快就把艺术家的其他作品拉升到新的台阶。 　　2007年5月，纽约苏富比再次上演大藏家的戏法，罗斯科的《白色中心》拍出7200万美元的高价，而之前罗斯科的最高价是2230万美元。同样是在5月，沃霍尔的《燃烧的绿车Ⅰ》在佳士得拍出创个人纪录的7170万美元，而之前沃霍尔的个人纪录是1740万美元的《毛**》。 　　《纽约时报》推测沃霍尔的新纪录的创造者是香港地产商、股坛狙击手、女明星最佳情人、大藏家刘銮雄。英国艺术部长的艺术市场顾问戈弗雷·巴克推测，刘銮雄之所以把沃霍尔的最高价提升了4倍，是因为他还藏有沃霍尔的其它重要作品，如果刘銮雄有5—10幅沃霍尔的重要作品，那么他刷新的最高纪录将会给他的每一幅藏品都增加1500万—3000万美元，如此一来，藏家手头的其它沃霍尔作品的增值将远远超过他花在《燃烧的绿车Ⅰ》上的7170万美元。 　　不仅仅是纽约或伦敦的苏富比和佳士得，在印度和中国等新兴艺术市场上，新藏家们也很快掌握此种旧手法。近年来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最高市场价飙升的背后，不难窥视到资本之手对游戏的操纵。 　　二、阶层话语权 　　历史上并不是每一次人为地抬升艺术品的价格，都是为了私人的牟利，很多时候是一个阶层合谋抬升某个流派的最高市场价格，以此来显示阶层自身的文化力量和艺术话语权。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欧洲工商界人士，与作为旧势力代表的贵族王室在政治上的冲突，同样延伸到艺术界。作为旧势力的贵族王室怀着傲慢而失落的复杂心情怀念逝去的旧时代，端着高傲的姿态来蔑视新时代。而那些钢铁大王、棉花商人、造船巨子和铁路大亨，他们抛弃了旧势力代表的贵族品味，把与他们同一时代的艺术家的价格抬高到远超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的地位，中产阶级与商界巨子以此来彰显新兴阶层的文化价值与艺术话语权。 　　新贵大亨们对强烈地吸引着旧贵族的传统经典的崇高的理想美并无兴趣，提香、拉斐尔对他们毫无吸引力。在1886年和1870年的佳士得上拍的米开朗基罗的两幅油画草图仅仅以区区2000英镑成交，而当时至少有13位在世的英国画家的作品超过这位伟大的文艺复兴巨子。 　　在19世纪60年代，经典大师被在世画家远远抛在身后，丢勒3000镑、委拉斯凯兹2040镑、凡·代克1742镑、鲁本斯1248镑、波提切利1000镑、提香845镑——这就是工业革命早期，经典大师的最高售价。 　　法国也一样，巴黎的新贵把荷兰的风景画抬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价，他们把怡人的风景画挂在墙上，以此掩盖工业革命的标志：窗外的烟囱和阴霾的天空。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工商界大佬抬升自己时代的唯美艺术的价格，羞辱传统经典的贵族理想——以及印象派的“简陋和朦胧”——工业大亨们认为只有认真勤劳的工作才是人间正道，而那些“逸笔草草”的印象派作品，显然不具备认真与精致的品质。 　　三、国家利益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开始，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军事与经济第一强国，但是美国的文化与艺术尚未摆脱欧洲的影响。美国的风景画不过是欧洲印象派或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追随者，毕加索、杜尚和包豪斯的大师都来自欧洲。作为暴发户的美国人羞于提起“美国艺术”。 　　1945年之后，美国艺术界认清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道路：摆脱欧洲。很快他们就找到这条路的入口：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的粗野、狂放、热情，不仅是对欧洲艺术的经典、精致和优雅的反动与颠覆，它的浓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也站在了前苏联社会主义艺术的对立面。波洛克、德·库宁、罗斯科等人成为美国的文化英雄。 　　之后，粗俗、生动、活泼、荒诞和廉价的波普艺术接过抽象表现主义的领跑棒，安迪·沃霍尔成为美国艺术的代表符号。1970年代，美国人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艺术，琼斯、沃霍尔、波洛克和罗斯科赋予了美国人前所未有的艺术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接下来的几十年，美国人要给他们镀上一层金粉，让“美国艺术”的学术与市场双双登上至高点。 　　第一波价格飙升开始于70年代初，波洛克的《第11号·1952》拍出135万美元，比当时最贵的毕加索高出两倍，随后美国当代艺术家的身价不断飙升。罗斯科的最高价在十年内翻了20倍，沃霍尔的《燃烧的绿车Ⅰ》在拍出7170万美元之后，《绿松石玛丽莲》又以8000万美元成交。 　　20世纪90年代，“美国艺术”成功取代文艺复兴大师、印象派等欧洲艺术，成为拍卖场上的新骄子，这一波对“美国艺术”最高市场价的拉升，不仅是大藏家的资本游戏，更是新大陆对旧世界的挑战，也是美国文化霸权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