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物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心概念。20 世纪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这个词的解释极为不同。当卢卡奇将物化解释为一种意识状态时，法兰克福学派使用这个词进行纯粹的理性批判。从戈德曼开始，许多学者坚持认为，通过物化概念来衔接马克思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社会本体论。当然，在这个方面，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资源: 批判理论的方法建立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的基础上，而技术方法则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角度对技术和物化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任何试图在物化问题上，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合并起来的企图都会失败，这是因为其所使用的术语，以及由于科学研究、哲学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世界观的特殊视域所导致的。 　　自1923 年卢卡奇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以来，物化概念便成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时髦话题。卢卡奇试图展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观方式是如何形成经济主体，如何渗透人的意识，甚至操控知性思维。他那如雷贯耳的作品如《理性的毁灭》《社会存在本体论》也致力于揭示知识的反思形式，比如虚假意识、拜物教式意识形态、异化、物化。孤立、分化、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都被算作是物化意识的表现形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霍耐特的《物化》都是因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批判性接受而广为人知。批判理论家们强调，大众文化和现代技术阻碍了对于推翻物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的所有意识。日益增长的合理化、完善的技术、大众的物质痛苦导致了物化。他们声称在他们的系统中承载着解放因素，并被最终保留成一种知识精英主义。根据这种解释，危及现代的物化将会被还原成一种遗忘和错认的行为。 　　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20 世纪新的社会本体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物化概念的另一种解读，可以追溯到吕西安·戈德曼对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重新解读。戈德曼旨在发现一个神秘的马克思主义动机，其展现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的背景之中。海德格尔把当代理论一分为三: 人格主义、生命哲学和物化。海德格尔清楚地指出前两种范畴对应于马克斯·舍勒与威廉·狄尔泰，然而他并没有讲出第三种范畴的对应对象。①戈德曼断言海德格尔可能只在这里意味着卢卡奇。②基于这种假设，戈德曼研究了卢卡奇对于物化的理解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基本术语两者之间的可能联系。 　　很显然，东西方哲学界对卢卡奇的论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卢卡奇并不是第一次重新改造物化概念的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之前，这一术语经常出现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胡塞尔关于数理逻辑的研究以及现象学和哲学的讲座，表明了他一直在一种来自逻辑和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语义分离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或者他只是强调了逻辑与社会结构众多的客观化的表现形式。③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海德格尔追随他的老师，在他关于现象学的讲座中一直在用类似的方式使用该术语。④ 他把“物化意识”(Verdinglichung des Bewußtseins)确认为一种理解事物方式的对立面，没有关系结构和日常现象的时空运动。⑤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不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物化”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操作，而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⑥也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物化哲学”(verdinglichte Philosophie)。⑦“物化意识”在此意义上再度出现在他的1927 年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之中。⑧《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在《存在与时间》的四年之前，因此，戈德曼声称物化这一术语只能参考卢卡奇。他显然是错误的。 　　一、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观点 　　就卢卡奇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批判以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视而论，把他们两者联合在一起的任何一种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从卢卡奇的立场来看，人们可以快速地浏览一下他的《理性的毁灭》或者《社会存在本体论》，在那里，海德格尔被严格地归类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众多面孔之一。⑨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位纳粹政权的积极支持者，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敌意。1935 年，在他的弗莱堡讲座中，他公开地赞扬了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真理和伟大”。⑩他最近出版的《黑色笔记》为他反对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的种族偏见以及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作为德国文明“敌人”的“全世界的犹太人”的痴迷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他写道，运用犹太人精明而又理性的思考方式，共产主义政治的形而上学、英国的技术世界观以及美国的帝国，都即国家社会主义所终结。对他来说，希特勒政权代表着所谓的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与世界毁灭(Verwüstung der Welt)的最终愈合。⑪战后，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和几次访谈之中，一直聚焦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起草的实践概念。依据他的解释，哲学的终极目标不可能改变，但要思考世界的本质存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马克思仅仅是在篡改哲学的终极使命。哲学没办法在正在改变的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⑫尽管马克思/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争辩，但是，许多学者依然坚持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建立起一个富有成效的对话。他们要么用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其跳板如法兰克福学派，要么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关于技术问题的观点开始其讨论。⑬这两种倾向都有其自身的困难。 　　与马克思和卢卡奇不同，批判理论家认为物化概念为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提供了一种解释。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置换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分析，疏导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潜能。他们主张物化既能渗透人类的意识又能栖息在社会之中。物化不会对推翻物化起引导作用，但是，它解释了为什么革命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保持正确的意识。物化的意识不是在克服物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是阻碍了人类主体认识其特定的社会存在方式。他们说，物化是一种遗忘行为，而且公共知识在提醒大众痛苦上起着关键作用。⑭ 　　阿多诺在其《本真性的行话》中，通过物化这一术语构建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等式。海德格尔在其批判本体论中的解释几乎是一种“被谴责为异化和物化的青年时期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⑮原子化、一致化、整体化是物化的诸多方面，并且他们可以被追溯到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逻辑。这并不是简单的人类意识被大众文化所物化，而是人类主体把外部世界自然而又稳定的特性建构成合法的东西。物化意识把世界看作它所展现的样子，而不是它如何与这个世界不同。 　　哈贝马斯把该主题与他的殖民理论相结合，即众多的社会机制以及自动转向媒介如金钱与权力侵占了人类的生活世界。根据这种解释，我们需要思考一些保护生活世界以及维持其自主安全的应对策略。⑯关于阿多诺通过物化概念在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构建的等式，霍耐特试图发展某种认为物化问题是一种遗忘行为的知识批判理论。他认为，物化发生在社会实践中人类主体的积极参与不被认可或者被简单地遗忘之时。⑰很显然，当马尔库塞专注于自然与社会两者之间关系的异化方面之时，也就遵照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他把物化现象没有只锁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资本主义空间，但又没有只局限于它。⑱ 　　相比之下，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技术解读更加注重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技术分析以及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批判。这个概念的困难通常是围绕着所使用的术语。在这种背景下所出现的关键词——物、事物、物化和技术——将会提供一种胶合剂来粘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缺口。在这里，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批判理论家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的物化方面。这种技术解释通常是以重新定义所使用的概念而开始，然后重构技术的主要理解，最后比较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观点中系统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在这里详细介绍。相反，我会尝试去说明为什么海德格尔的解释对于理解马克思并没有多大用处，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如何围绕技术与物化层面进行的，而这一点在海德格尔思路中仍然是神秘的。在我的讨论中，我也将会跟随这条路径来阐明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差异。 　　二、海德格尔: 从技术到物化 　　在通常意义来说，技术是通过使用工具或机器生产东西的一种常规方式。它用快速而又有效的方式来生产实体。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关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存在着两种相关的争议: 物(Ding)和工具(Zeug)。根据他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早期定义，物是一种能够自立的在手状态(vorhanden)。通过使用一个锤子，我们激活了它的功能，改变了它的模式而使其成为上手状态(zuhanden)。⑲作为上手和在手状态的物是否具有相同的本质功能取决于它的功能主义环境。例如，一个坏掉了的锤子，其作为锤子的功能发生了故障，也就是说，它不能再被当作锤子而使用，但是却能作为其他物品而被使用。在这里，应手之物被称为工具，现成在手被定义为物。然而，这些定义在海德格尔那里是非常不稳定的，并在其后期经历了语义学上的的转变。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把物定义为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和历史关系的载体特性。⑳在其战后论文《物》与《技术的追问》中，他在相反的意义上将物重新定义为既有联系又有条件的反映世界本身的东西。(21) 　　听起来像物的同义词——事物，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早期的著作中，事物被定义成一个时刻，即当实体将它的模式从上手状态变成非上手状态之时。海德格尔认为，只要工具持续工作，我们就不能认识到这种功能或上手状态。我们只有在工具遭受暂时的或永久性的破坏的情况下，才能认识到前面的上手状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从工具到物的转换是理解实体的两种存在方式的本质。这种转换代表了物与工具两者之间的界限，由此，它被定义为“事物”。(22)在工具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事物与意识状态相一致。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事物这一术语似乎很难与物相区分开来。它意味着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是人类思维的主题。至少这种定义与《存在与时间》中的揭示超越无意识的感知实体的“事物”有着共同之处。(23)在战后时期，他更接近于黑格尔那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事物的因果关系的定义。(24) 　　海德格尔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主要基于这些定义，发展了他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最初理解。他认为技术正在将世界上所有的实体还原为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最后，世界会被精于计算的和技术统治论的思考方式所消灭，而这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宣称马克思主义就属于这一传统。通过计算与规划，人类逐渐地控制与支配自然。为了增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世界被捕获、被组织、被均质化。技术将自然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权力资源。 　　(图：日渐进步的人类技术) 　　出于多种原因，海德格尔的早期术语对于他后期对技术的理解具有误导性。由于物的语义上的变化，任何技术上的废品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物，它是非应手之物或是现成在手之物。然而，技术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将自然沦为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这接近于他早期对现成在手之物的理解。但是，如果所有的废品以及大量的故障型工具被称为现成在手之物，那么，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在这里所产生的东西既不是现成在手之物也不是应手之物。考虑到海德格尔在他的中后期改变了他对物的定义，他早期关于应手之物和现成在手之物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保持下来。事物的概念似乎保留了它的本义。它仍然涉及到物与工具、产品与废物、功能与故障之间的转变过程。 　　在这种语境下，海德格尔并没有介绍他的物化术语。然而，从功能性的工具到故障性的物的任何客观转变也许可以被理解成物化。物的定义并不适用于他的中期观点，因为他并没谈论任何关于从工具到物，或者其对立面的转变。在后期海德格尔看来，最终的危险表现在物的消失，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把物维持成他们已经是的样子。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物的政治保护。即使物之物性消失了，也总是会有治愈的机会，那就是通过使物去物化以及整合它们而回到这个世界。希望在这里发挥唯一作用的海德格尔哲学，就是想要通过思考世界的本质来走出技术破坏和世界毁灭的物化界限。 　　三、马克思: 从物化到技术 　　人们也许会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 批判理论的物化概念与海德格尔的毁灭理论非常接近。事实上，他们两者都言说了一种关于物化和毁灭的遗忘(Vergessen)行为，欣然接受了保留在知识精英主义中的哲学真理的至高无上性。很显然，这种巧合存在着很多原因，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把物化的问题还原为遗忘(Vergessen)，正如它被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试图建构某种类型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最近尝试所采用的那样，可追溯到卢卡奇对马克思物化理论的误解。 　　尽管卢卡奇放弃了一些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早期观点，但是在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中，他从来没有清晰地区分物化、拜物教、人的对象化、对象的人格化等概念。他主要是专注于“物化意识”(verdinglichtes Bewußtsein)，他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物化的来源，而不是作为物化发生的确切位置。(25)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在马克思学术中经常被忽视的两类范畴: 物(Ding)与事物(Sache)。澄清马克思商品分析中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将能帮助我们区分对象化、人格化、拜物教和物化。 　　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商品具有两个基本方面: 物与事物。物是一种载体属性(Eigenschaften)，而事物是一种载体关系(Verhältnisse)。属性与关系分别依附于商品-物和商品-事物。商品-物的属性是它的物理特征，使用性以及可交换性。而在商品-事物中所体现的关系则主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26) 　　一方面有用性与使用价值之间，另一方面可交换性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分，可能会引起一些混乱，因为使用和交换涉及一种特定类型的关系。(27)使用与交换需要一种特定的产品，该产品是由人所使用和交换的。这意味着它们已经触及到了产品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理解商品-物和商品-事物之间差异的困难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决定了属性作为不同物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物性演变成事物，它是作为不同物之间的载体关系。首先，他认为，物是孤立的实体，然后又更进一步地重新介绍了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的互承结构。在这里，这种物被重新定义为事物。(28)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把物作为关系的必然表现形式。物性必然代表着它们所包含和反映的诸多关系。再者，物是凭经验所给与的，而关系则不是。从经验上来说，关系只有在类似-物的形式中才能被表达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不存在。关系存在，但是，它们不能用一种实证的方式如物一样出现。不同于物，关系的呈现是抽象的，并且它们是通过物而自然地重新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物作为关系的表现形式。商品物的方面言说着产品的物理特征，然而，事物的方面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关系。(29) 　　马克思谈及了作为“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理想形式”(ideelle Form)、“功能性存在”(funktionelles Dasein)或“形式存在”(Formdasein)的物。(30)与物的这种社会和功能性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自然存在”(natürliches Dasein)、“物质存在”(materielles Dasein)、“无中介的存在”(unmittelbares Dasein)、“实体存在”(sachliches Dasein)。(31)在这点上，价值、货币和资本是抽象的实体，并有其理想的存在形式。然而，它们的物质表现形式出现在与之相关的物中，并在生产活动的生产力中被实现出来。它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属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这体现在一种物中并增添了这种物特定的社会特征”。(32)它们绝不是简单地去揭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33)重点是不要把“外在表现”(äußere Erscheinung)或“表现形式(Erscheinungsform)与“内在的”而又“隐匿的”关系(innerer und verborgener Zusammenhang)、“内在联系”(immanentes Verhältniß)或物的“本质”(Wesen)相混淆。(34)因此，事物是所有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外在表现的统一。 　　在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所谈及的特殊的事物即商品。商品-事物是某种被使用和交换、被拥有和传播、被生产和消费、被流通和分配的东西。这种事物连接着两种商品所有者: 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和其他作为买者或卖者的社会成员，或者资本家与其他的资本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工具，商品-事物获得了一种社会功能特征。根据生产关系的特点，它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功能特征。作为劳动力的工人以及出售给资本家的商品-事物获得了它的价值形式。由于自由市场中定期的交换关系，作为可以与任何其他商品进行直接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事物，出现在货币形式之中，调解了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从卖者传递给买者，同时产生货币从买者到卖者的转换之时，它会作为一种流通媒介而运转。当商品的传递先于货币的转换，并且卖者和买者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时，它会作为一种支付媒介而运转。当卖者保留着货币并且推迟他的销售直到新的购买期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囤积。例如，当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进入一种生产关系之时，它就变成了地租。当工业资本家为资本的使用而支付从货币资本家那里借来的货币之时，它就变成了利息。 　　没有拥有商品-事物的生产力无法进入生产关系。商品-事物不能进入彼此直接的关系之中，它们的所有者必须把他们自己置身于彼此的联系之中，并作为这些事物的代表。在市场中，通过那种商品交易的发生，作为所有者和商品代表的人们确实存在。通过那种生产力之间的经济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发生，作为生产力的代表和生产关系的载体的事物也确实存在。通过商品所有者掩饰的特征，马克思把商品-事物的表现称作“人格化”(Personificirung)或“事物的主体化”(Versubjektivirung der Sache)。与此相反，通过商品-事物的生产力的表现，被称作“人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 der Personen)。(35)生产关系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这种双重倒置，随后便导致了拜物教和物化现象。 　　作为具有可交换性和交换价值载体的商品，能够使它的所有者与另一个商品所有者进入到一种交换关系。换句话说，在它的所有者那里它被人格化了，而它的所有者在商品中被对象化了。商品-物的出场，在它的商品-事物的形式之中再现了它的所有者; 商品所有者类似物的呈现再现了其所拥有的商品-事物。正如马克思对物化的理解，在它们的类似物的表现形式之中，物化是一种通过人而表现商品，通过商品而表现人的特定形式。关键是要在它的历史和逻辑的方面来理解这种表现结构。例如，对于马克思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是拜物教意识形态的典范。(36)商品所有者所实现的商品运动不能彼此直接地相互作用。然而，由于商品代表着它们的所有者，或者说，在它们的类似物的存在中，所有者由商品所代表，因而，商品的整个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在商品-物之中似乎存在着直接关系。这样来看待人和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就产生了拜物教。就商品交换的逻辑而言，拜物教是物化的一种反映，展示了一种无意识或虚假意识。卢卡奇并没有做这种区分，这导致了他将拜物教等同于物化。与此相似，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物化是一种遗忘行为，这可能与马克思的拜物教相关。 　　拜物教不受印在劳动产品上的商品类似-物的特征的限制，以至于由事物所承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物之中似乎成了一种直接关系。它也在主体之前抓住了对象日益增强的权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使资本变得更强大，更与真正的生产者相异化。马克思谈及了一种“在资本家中被人格化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副产品”。“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力量”。(37)在资本的普遍社会权力的统治之下，作为资本代理人的资本家拥有着他自己的个人权力。当工人中被人格化的活劳动面对劳动条件中被对象化的死劳动时，不是工人利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利用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家的身体中被人格化的资本代表着劳动条件。“资本雇佣劳动”。(38)“资本的人格化”自身被赋予了“意志和意识”。(39)资本本身是一种“自主的、自我处理的主体”，围绕和控制着工人的人格化的劳动。(40)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反映了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抗，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倒置。马克思研究技术的社会历史不是将其作为政治经济的主要内容，而是作为其前提。(41)他对威廉·舒尔茨、查理·拜比吉、安德鲁·尤尔的特殊关注，在这种背景中有其重要的经济学兴趣。(42)舒尔茨的工具和机器的差别、拜比吉的分工原则以及尤尔的自动机器理论，都有利于马克思在科学技术水平上来更好地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倒置。在诸如锤子之类的工具的情况下，工人是动力，而在机器作为工具的情况下，自然和人工力量就充当了其动力。(43)当个体的劳动过程“被还原成一些简单工具的使用，那么，所有这些被一种移动动力所驱动的工具的联合，就构成了一台机器”。当然，这种组合需要管理上的和工程科学上的诸多技能，以便来组织作为中心机器的有意识的器官的工人。(44)自动化生产就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45)机器能够在没有工人的帮助而仅仅只需要他的参与，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动作。这就是“机械自动化系统”。(4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械并不是作为被集体工人所控制的对象而出现; 它是统治其附属机构的“支配性主体”(übergreifendes Subjekt)。由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工人之上，因此，机器不能被仅仅描述成一种自动机器，它也是一个“独裁者”。(47)在这种关系中，工人中人格化的活劳动与机器中对象化和物化的死劳动相对抗，工人被机器所统治并服务于机器。(48)就这一点而言，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通过资本来剥削劳动，在机器的物化形式中，它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异己力量而出现。(49) 　　结论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无知和敌视，所有这些分析都将与他无关。他对纳粹主义不容置疑的支持使得它不言自明。但是，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关键问题是海德格尔本人是否想要论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系统揭示的关于倒置、拜物教和技术物化的问题。海德格尔旨在获得社会现象——例如世界的毁灭，或者他所解释的称作物的去物化——直接来自于技术现象。当然，对于这样一种意图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来解读。它可以直接地用生产方法把与生俱来的确定的物质组成部分指向于技术的社会反思。然而，这一观点正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我们撇开海德格尔的不稳定的术语、个人语言、神秘的宇宙观以及世界观，我们也无法跳过他对技术和社会表面现象的非历史描述。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种观点。在《资本论》中，他明确地指出技术的社会批判将要“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得到发展。技术的社会历史为这一目的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技术揭示了人对于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把所有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看作先于技术和科技成分的因素的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50)。 　　作者：康加恩 来源：实践与文本